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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先生的大作《我们真的知道新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吗？》，以“铁本”为例，论证中国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应该“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相信市场能够进行结构调整”，国家行政不应该强力介入。

　　这当然是经典的市场经济理论。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经典理论，并不适用于当前中国尚远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原因首先在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供需失衡和经济结构的调节，需要通过一定震荡来实现，表现为商业周期的转折。以今日中国经济平衡之脆弱、隐患之严重，即使是市场调节在美欧等体制规范、结构合理条件下所必然引发的正常震荡，可能也非中国经济孱弱之躯所能承受，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推倒整个牌局。更何况，市场调节在中国，其震荡必然远远大于在欧美等成熟经济体系中。

　　一方面，中国如果放手由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原来一直被行政力量压制的一些不平衡隐患必然趁势而出，造成剧烈震荡；另一方面，所谓市场调节，无非是由市场发出价格信号，引导经营者决策。在“土地近乎免费，资金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据笔者了解，情况确实如此。而且这一轮此种现象特别严重、特别普遍，手法翻新、花样百出）基本条件下，市场信号必然被严重扭曲。既然“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经营者只赚不赔，他为什么要理睬市场信号？不赚白不赚，不管市场发出什么信号，只要土地和资金两大输血管道没被斩断，经营者总会勇往直前。在这种对经营者“软约束”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必然失灵，经济系统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必然严重滞后。如果等待市场自我调节，积重难返下，等来的只会是一场超级地震。

　　作为进行了实证调查的经济学家，面对如此“非典型”的市场环境，赵晓先生仍然坚持应由市场来主导供需和结构调整，令人吃惊。赵晓先生的相关论据，也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他说：“目前，钢材价格高达每吨4000元，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只需10亿元左右，两年就可以达产，每吨钢材的生产成本仅1000元”，“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有余，投资回报率100％以上”--既不考虑投资的全国性竞相增长，又不考虑行业的动态变化，怎么看怎么象“私营老板”申请银行贷款时的说词，难道经济学家比银行家还好骗？

　　赵晓先生一方面说：“此次投资增长加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说：“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损失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投资主体”，怎么成了“地方”？何况，“土地近乎免费，资金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投资主体”实际上也不用承担损失，承担的是“社会和银行”，即老百姓和中央政府。

　　赵晓先生说：“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与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实现，在很大程度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这话不错，但也片面。宏观调控是次优选择，最重要的要看政府出手调控与等待市场自动调节，两种方案损失孰重孰轻。此轮经济过热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至今还不具备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基本条件，政府“看得见的手”仍然不可或缺。对市场的信心，只能与市场体系共同慢慢培养，否则就成了市场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

　　笔者的判断是：政府早就应该出手抑制过热了。但本届政府由于是履任之初，为了在第一年度赢得海内外信心，对经济速度指标有点过于倚重，从而错过了抑制过热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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