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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领导机关、各位领导、有良知的人们及有正义感的网民们：您们好！

　　就一惨绝人寰的惨案向社会各界求救 ！

　　申诉人:曾广芳. 现年:80岁.

　　身份证号:15020519350806032x 电话：15024707411

　　女儿田静秀,现年55岁。原神华包头矿务局长汗沟煤矿（以下简称长煤）综合厂的一名上山下乡后返城的女工。三十年前因受其父株连被书记的儿子在工作中因半杯水暴打致疯， 至今已30余年。30年来，我们进行了不屈而艰难的申诉，我们的申诉过程完全媲美一部传奇小说。然而在原长煤政工处这个能量巨大的阴谋施暴团体的上下勾结操纵下，在处理本案的直接责任者——神华包头矿务局、内蒙煤管局的大力庇护下，包头矿务局连同这些施暴者至今没敢给我们一个字的答复，创纪录的闭了30年的嘴，尽管我们将这些阴谋者们骂到骨髓里 。我们只能向全国正直的人们揭露这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犯行为必将受到正义的惩罚。

　　女儿被打致疯缘于受其父株连。为大家更好的了解此案，有必要向大家简要介绍其父被阴谋打击迫害的过程，此过程同样是女儿被打致疯的重要原因。

　　其父田敏忠，1932年生人，汉族。原籍河北省林西县老官寨（文革前此名称，后改为大刘庄）公社。姊妹三人排行长子（原有一同父异母兄长1937年为日寇所杀）。8岁时其父病死，靠家族中分得的几亩薄瘠土地惨淡生活。后因卫河几次决堤粮食颗粒无收，生活陷于绝境为活命于1943年，在变卖完家中所有可用来换吃的东西的最后一把筛子后，裹着一双小脚年近50的寡母领着三个幼子连同77岁的母亲与村人结伴逃荒到东北。时年其父田敏忠11岁，妹10岁，弟5岁。到达东北仅三天外祖母便因病饿死于异乡.

　　11岁的田敏忠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给鬼子打过苦工、给地主扛过小活、当过小伙计、放过牛，挨饿要饭更是常情，受尽人间苦难?????1945年东北解放，47年土改，家庭成份定为雇农。1951年结束了8年的闯关东回到河北原籍。同时将注有雇农成份的户口迁移证交付原籍。按国家政策规定:个人成分的规定取决于本人土改前五年和解放前三年的真实情况。这就是说，河北原籍是无权规定我们成份的。

　　1952年至1960年教了8年书。边教边学，多次累得吐血，成绩斐然，多次获得各种奖励。1952年加入共青团并任团支部书记，次年任教务主任。1958年来包后，在石拐街道办事处无偿代课，获街道“跃进杯”的奖励。1960年至1966年在包头矿务局当过工人，材料员，井下一线采煤工。干一行爱一行，深得组织及工友们好评。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讴歌社会主义事业的文艺作品。从未拿过国家一草一木，从未跟邻里和工友们因私红过脸。对此，我们敢于跟任何个人和组织对质。

　　个中原因不难从他给组织写的自传中找到解释：“我从一个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国家。。。。。。”

　　1958年从原籍迁往包头矿务局时（投奔先期来包的弟弟），村委会治保委员，共产党员王汉文同志出具的户口迁移证上给我们注明的成份是中农。由于走的匆忙再加上我们并未觉出雇农与中农有多大的区别而未予深究。（见1号证据）

　　祸起一封来自原籍的来函？

　　1966年“文革“开始，在包头矿务局发往原籍外调函的回函中关于ag九游会j9登录入口旧版的成份却赫然写着“地主成份”。我们大惊之下连忙向组织上多次反映我们的真实出身情况并要求调查还我们清白。事后查明这封来函的始作俑者是原籍的村领导（村支书王书杰和村长田九海）所为。原因是田敏忠曾与王书杰之姐离过婚，与田九海存有族内纠纷（详情另文揭露）。身正不怕影斜，我们内心是坦荡的。事情的发展表明：在“文革”最为惨烈的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中我们并没有因来函而受到任何冲击，这源于大家对我们人品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周围很多货真价实的地主成份者们在整个十年“文革”期间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进入1968年时“地主成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几乎被人们遗忘。

　　1968年3月后，长汉沟煤矿成立革委会，赵清贤等人被结合进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长煤革委会并掌权政工处。在这年的春夏之交，长煤最高权力机关在人为操纵下，打着组织的名义，唆使一些人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对我们开始了疯狂的打击迫害，并试图打造冤案作为他们升官的政治资本。请大家看几个骤然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几个典型事例：

　　（1）1968年春夏之交，先拿渐被人们遗忘的成份问题大做文章并把“地主成份”升格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漏网右派”，“书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载有上述标语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巷。

　　（2）随之在繁华广场上的大会议室里召开规模空前的批斗会。会上除谩骂，殴打，“坐喷气式”外，竟让其跪地抱着一位当权者的大腿挨斗，极尽人格之侮辱。在暴力惩罚的同时抹黑其人格，造成极为恐怖恶劣的社会影响。

　　（3）紧接着高调为其办学习班并将其打入“内人党”黑名单，派人公开监视。终因中央批评“内人党”扩大化而幸免于难。

　　（4）在一桩与我们毫不沾边的谋杀案（杨志成案）中，故意高调的将我们列为首要嫌疑犯，公开采用及其下流的手段（闻所未闻，若大家有兴趣单独叙述）进行侦查，给我们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严重威胁我们的人身安全。

　　（5）“党，政，军，民"公开挑唆支持群众对我们一家老小的暴力殴打，大人孩子被打遍，公开辱骂我们“反革命、特务”。为抹黑我们公然挑唆一回族妇女毫无缘由的在通衢大道上大骂我们为“偷钱贼”达三个月之久（时间恰选在田敏忠去井下十分危险恶劣的环境中去采煤前10分钟，准时开骂。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创“文革”之纪录。同时将我们一家老小从安全公房赶入靠四堵墙垛支撑的危房中…种种暴行罄竹难书。 （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在对上级部门申诉信中对他们所犯种种暴行都有详细的记 录，我们会陆续公布出来）

　　(6)每当我们不堪忍受打击试图向周围群众说明真相时，“党，政，军，民”会适时召开针对我们的联席批斗会，会上警告我们：这是反修防修的前线，让我们放老实些，不许申辩，无条件接受惩罚、、、、、

　　至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人格上彻底将我们踩在脚底下。我们背负着“地、富、反、坏、右”以及在此基础上升级而来的“特务、反革命”等罪名受尽了屈辱。

　　以赵清贤为首的长煤革委会及政工处大搞阴谋是一切事件的主谋

　　表面看我们的遭遇都是由成份所引起的。为正本清源，在“文革”开始后的近六年中 我们无数次向政工处提出调查我们的成份问题，但均被长煤政工处借口“没时间”“顾不上”“原籍不回函”所拒绝。这种托词在视政治为第一要务的文革时期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然而，他们打击我们的行动却一刻也不停止，派出尚文邦，王静斋等人回原籍四处活动，以调查我们所谓“重大历史问题”的名义来恐吓知情乡邻的活动一刻也不停止,使原籍众乡亲近四十年来不敢和我们有任何形式的往来.

　　被逼无奈我们只好三次回原籍请求阶级复议，在大量事实和众多证人面前原籍被迫说了实话“不能规定份成”。并声明在此以前的原籍来函声明作废，不得已长煤政工处给我们出具了雇农成份证明并让我们将户籍上的中农份成变更过来。（详见1、2、3、4号证据）

　　至此事情应该已水落石出，长煤政工处理应给我们平反并销毁我们档案中的黑材料。岂料，长煤政工处仅派干事尚文邦到其父所在出煤班的班前会上（仅二十余人）仅一句“他自己要来证明说他不是大地主”便了事，却将原籍“文革”前的回函偷偷保存起来。

　　更令人愤怒地是在女儿1977年上山下乡时，长煤政工处根据偷偷保存的“文革”前污我们是“地主成份”的原籍来函，出具我们是“地主成份”的证明并偷偷塞进女儿的档案中，同时多出一个“国民党后代”的帽子（见5号证据）。这种做法无疑注定了女儿日后的悲惨遭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将我们牢牢固定在地主分子这个层面上，为进一步捏造我们“反革命”“特务”的罪名提供基础和可信度。其目的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年仅十几岁的女儿田静秀怀揣着一份装有“地主、国民党后代”证明的档案开始了上山下乡。

　　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多次暴力殴打事件

　　—）发生在上山下乡农场的两次暴力事件：

　　1977年8月女儿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去往包头矿务局自办的农场。其中管理干部全部由矿务局内部派遣，知青也全部来自于下属各矿 。家庭遭遇和她“黑五类”的身份决定着她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谨小慎微地面对着周围的一切。但灾难依旧找上门来。

　　1978年5月的一天中午，从田间劳动回来在宿舍洗涮完后准备抹点雪花膏，当打开瓶子时却发现刚买的二角钱的雪花膏不翼而飞，极度困乏中并没有指名道姓的发了两句牢骚：“刚买的不见用就没有了????”此时，同屋两名女子大为光火嘴里喊着“没有了你怨谁?????”边说边出手打来 。于是三人扭打在一起并将田静秀从屋内打到屋外。此时正是午饭前，马上观者如潮。

　　书记和队长立即赶来，不问青红皂白，无视二打一的局面单方面怒斥田静秀。这种偏袒一方的做法引起了她的不满哭着顶撞了领导。当即引发书记的大怒，不顾大庭广众之下用脚猛踢田静秀，并将田静秀踹倒在旁边挖好的树坑里，当田静秀挣扎着从坑里爬出时又再次将她踹倒坑里，一连几次。打完还不解气，当天晚上又连夜召开全厂知青参加的批斗大会，会上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其做检查直到领导满意为止。会后又在一个小黑屋里关了她七个小时禁闭。紧接着在全场范围内孤立她并让她一人住一间屋子长达两个月之久，同时放出风来说她住的屋子吊死过劳改犯（此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

　　农场坐落在大盐碱滩上，周围并无住户，时值春天狂风怒吼黄沙漫天，再加人为地恐怖渲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承受的折磨该是多么恐怖啊！

　　在领导旗帜鲜明的态度下，不仅无人敢理她还处处找茬。如，排队买饭，即便她排在前面也会被人一膀子扛出队外只能最后吃饭；同工不同酬，别人植树坑两个一个工分而她必须植三个。她成了一名没有囚犯的农场中的特殊囚犯。后来回忆这段过程时对家人哭诉道：“我整天跟丢了魂似的，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然而事情依旧没完。在农场即将停办的前夕，第二次暴打事件再次上演。一天上午同宿舍的一位杨姓知青扬言钱和粮票被盗并直接说是田静秀偷了，于是不由分说召集两个帮凶上去就将田静秀打到在地，暴打一顿。此事又一次轰动全场。田静秀找领导处理打人事件并还其清白。领导未予置理只是在农场散伙的前一天由保卫组单独通知她：“不是你偷得钱，是某某。”并未采取任何处理措施。而她“偷钱贼”的名声随着散伙的知青瞬间传遍矿务局的各个角落。

　　女儿在农场的遭遇在所有的知青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公然的暴力和零敲碎打的惩罚给她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惨遭如此对待？在全农场众多知青中为什么只有田静秀受此对待？农场干部是矿务局内部派遣，知青也为矿工子女，彼此知根知底。农场领导对其他知青呵护有加，为何独对田静秀痛下杀手呢？长煤政工处你敢说和你暗中放在田静秀档案中的黑材料和你暗中的指使没关吗？女儿的遭遇正是当时我们全家所受打击的缩影。那些施暴者、帮凶者面对田静秀今天的惨状你们不受良心的谴责吗？！

　　二）终被书记的儿子暴打致疯

　　经过两年农场血与火的洗礼，于1979年返城被安排在包头矿务局长汗沟煤矿下属综合厂上班。先在土建组干砖瓦砂石等重体力活，每天工资一元。在土建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依然是一个下等人。由于受整个家庭遭遇的影响我的孩子们不论受到何种屈辱很少对父母诉说，用他们的话说：说了又管什么用？他们早已养成逆来顺受的习惯。

　　关于她在土建组工作情况有些细节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如抬筐倒土，别的女工都是女女搭配抬一只而她是男女搭配抬一只；再如挖勺，即把和好的灰浆用长把勺子挖起送到脚手架技工手中的灰板上抹墙用。在我们发现抬筐的情形后引起我们的注意，开始注意她平常工作中的情形。于是在一次挖勺供灰当中，其父闯进现场便发现这样一幕:三个抹灰工站在不同方向的脚手架上，交替迭声地叫着:快，快。。。，如飞的动作伴着怪叫，只她一人怎能供得上？再看她的手里，令人吃惊地发现她用的竟不是灰勺而是挖土用的尖锹。这要比用挖勺多付出三倍的力气。因不了解情况其父保持了克制，回家后了解得知这是组长的安排。而类似的情节已是家常便饭。

　　两年后，即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女儿被调入令人羡慕的钢筋组。即二人合作，一人将剁斧放在钢筋上一人用锤砸剁斧，砸断钢筋。

　　十月二十三日早晨上班后，组长点过卯后便不知去向，由前综合厂书记周迎先的儿子周俊义代理组长职务。中午吃完饭休息时，田静秀倒一杯开水喝着，水还没喝完时周组长便命令开始干活。田静秀觉得喝完剩下的水耽搁不了多少时间而没有马上干活。不料书记的儿子立时勃然大怒竟喝令她停止工作回家，回家就意味着一天的工资没有了，因而没有服从命令继续开始干活。

　　周某便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辱骂她，忍无可忍之下她也回骂了周某，这位体壮如牛的壮汉仗着自身的优越感走向田静秀照额头眉心就是一拳。当她本能的用持剁斧的双手护住自己的头部时，周某迅即夺过她手中的剁斧（钝器）顺势将她打翻在地，用剁斧照她腰部以下猛剁起来，当其挣扎着要爬起时，又被用脚狠狠地踹倒在旁边的坑里。直到被同组人和过往群众拉开。此时，她的眉心处很快隆起一个大紫包。被打后，田静秀并没有去厂部找领导申诉而是到住在工地附近的周家找周书记告状。此时周书记正在家里，他二话没说把儿子叫回家，却把田静秀轰走了事。

　　她大哭着回到家里，我们发现除了眉心的紫包外，臀部以上被剁开二寸宽，一寸长的口子，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伤疤现在依旧很明显）。其父立即领女儿到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验看了伤势并进行了登记后说“你们是矿上职工，事情发生在矿上内部，我们不管，可到矿保卫科处理。”无奈只好去矿保卫科。

　　到达保卫科时综合厂书记高天玉已先期“恭候”在那里。于是，保卫科长安雄和高书记在没有被告到场的情况下开始了单方面的审讯。女儿先叫二位主审者检验了全部伤势，完后二位领导开始他们的宣判，安科长说：“为了促生产，组长管你是对的。你用剁斧行凶，组长夺过来打你是自卫，去吧，到医务所包扎去吧！”这个暴力事件竟被如此颠倒黑白地处理。天理何在！王法何在！其父立即提出严厉质问：“谁是凶手？什么叫做自卫？你们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二位领导则拂袖而去。无奈只好去医务所简单包扎了事。

　　这个暴力事件仅过去三天，作为对女儿“暴力行凶”的惩罚，他们竟将田静秀调到了开山组去，让她用还在流血的背去背石头。这个惩罚措施无疑是在她流血的心上再撒一把盐，

　　这个事件过后，女儿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伴之而来的出现了如下症状：夜里严重失眠，头疼，前后胸闷疼，周身肉跳，月经失调，精神恍惚等一系列症状。初在综合厂医务室治疗，后经矿医务室中医韩大夫治疗吃药，无效。又到矿务局医院，矿区医院，包头市第三医院自费检查治疗无效，直到两个月后疯掉之前一直都在吃中药。

　　由于天寒地冻已经不能开山，1982年元月一日，即被书记的儿子暴打，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约两月后，女儿又调到了煤溜子组。即在正在运转的煤溜子一侧，女工们手持铁锹一字排开，用锹把矸石检出。女儿在这个组只干了十一天精神便彻底分裂了。临疯前一天，女儿又哭着跑回家里，在家人的催问下哭诉说：“开始几天什么事也没有挺好的，以后就又开始欺辱我了。我左右两边的人老用锹把捣我，我问她们为什么老捣我，她们说没看见，我说一次两次看不见总不能每时每刻天天没完没了的看不见吧?说完后两边依旧捣个不停。于是三人揪扯起来。事后组内领导张某不问青红皂白在大会上只点名批评我。”面对女儿的遭遇，我们的心在滴血呀！可我们无能为力。女儿一夜无眠。

　　第二天（1982年元月十二日）一早女儿离开家，一路狂呼着：“我要立功，别打我，我要检举我父亲是反革命，特务，杀人犯???????”奔向矿保卫科和街道派出所。直到派出所和保卫科的人手拿铐子奔向家里来时，我们才知道女儿精神彻底崩溃了。

　　疯后当天，我们向综合厂厂长姚志诚和书记高天玉作了汇报，并就事情本身提出我们的质问，同时提出暂借部分钱作为田静秀紧急抢救治疗的费用。然而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姚厂长说“工人犯错误，批评她是我们的权力”。高书记说“借钱，没有！看病到矿上医务所，到其它地方看病概不报销”。

　　疯后第三天，我们自筹了一点资金，把女儿送进了包头郊区精神病院。疯后第七天，我们到矿区公安局报案，到法院告发，均不受理。无奈我们开始到包头矿务局和内蒙煤管局上访申诉。均置之不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给内蒙人大寄去申诉信，在人大副主任宁云程同志的关注下，迫使长汗沟煤矿做出了一点让步——分两次借给我们二百元钱，但对治病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最终因无钱被医院驱赶出来。此后便困于家中，有钱时跑门诊无钱时就断药挺着，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这期间女儿病情不断恶化，曾趁家人领其在公园散心时跳入人工湖差点淹死；曾偷喝敌敌畏一市两自杀，在医院抢救八天才捡回一条命；曾触电自杀未成。最严重时曾绝食半个月每天靠撬牙灌些流食维持生命。更令人气愤地是就在我们极度困难连买安眠药的钱都没有的严重时刻，长汗沟煤矿竟趁人之危，从一大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其父每月仅四十二元的工资中，每月扣去四十元，仅剩二元。直到把通过给领导写信才借给的二百元扣完为止。无奈为挽救女儿性命在北京一远亲的担保下去往北京安定医院治疗，但长煤政工处的黑手又伸到医院，以调查我们所谓“反动问题”的名义四处活动，远亲受恐吓最终不敢再担保，田静秀最终也因无钱被驱赶出来。此时，时间是1984年春季。

　　他们试图除掉女儿这个重要受害人的图谋昭然若揭。

　　从女儿被打致疯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长汗沟煤矿上下各级部门从未说过一句表示关心的话，哪怕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更别提一分钱的救济，干脆一脚踢出了事。对疯女这种决绝的做法在全矿务局范围内又是独一无二的。

　　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是非常清晰的，女儿被打致疯一案是一起人为制造假案，打击报复的必然结果。长煤政工处在1968年到1972年间他们紧紧抓住本已失效的原籍对我们成份的诬告，大做文章，疯狂打击迫害。尤其是在原籍放弃对我们的诬告之后依旧紧紧抓住不放，大耍阴谋诡计，又将诬告信偷偷放入田静秀上山下乡的档案中。唯如此，精心给我们捏造的“特务”“反革命”的罪行才具有基础和可信度，才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事实是永远抹杀不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形势的好转，阴谋者们害怕罪行暴露，为了把我们的冤案做成铁案，为给他们调查我们“特务、反革命”罪行提供过帮助的各方一个交代，为给那些目睹他们肆无忌惮的暴行而暗中抱不平或对我们遭遇感到不解的外围群众一个震慑，为给他们自己也觉得荒唐站不住脚的诬告添加更为充实的证据，于是开始了在我的孩子们身上的暴力取证，试图通过他们被打屈的嘴取得“反革命”“特务”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这就是他们打击我的子女们的目的。田静秀被打致疯在我的众子女中绝非个案，其他子女的遭遇另文揭露。我的疯女儿不止一次说过，每次被打之前总有人问她“你父亲说过什么反动话，做过什么反动事。”

　　一起离奇的失踪案

　　从医院回家后，女儿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神智已基本恢复正常，慢慢地将其受害的过程细节全部向家人吐露出来。气愤之余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向上级申诉女儿的冤情，这引起了阴谋施暴者们的巨大恐慌。为消灭女儿这个重要的受害者兼重要的证人，他们又导演了一起离奇的失踪案。在1989年夏秋之际，当时国家形势较为混乱，在七月份的一天女儿离奇失踪，家人万分着急，报案后派人四处寻找，将寻人启事沿铁路线一直贴到河北省境内，始终无任何结果。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两个月后的一天夜晚一辆神秘的车开到家门口，将女儿扔下后即仓惶逃走。再看女儿已是面目全非神志不清，衣着破洞补丁满身，发如枯草，形同植物人（矿务局2002年来人语）。至今，这个离奇的失踪案到现在依然是个谜。其后果是我的女儿从此永远闭上了嘴。

　　女儿疯后，为给女儿申冤连带其父的被斗平反问题我们开始了艰难的申诉：

　　在1982年到1985年期间，我们无数次地奔波在长煤的上级主管部门包头矿务局，内蒙煤管局，中央煤炭部，公安部，，，，，等各部门间；我们曾利用在京给女儿看病之机，每三天就到煤炭部申诉一次。对他们的不作为小女儿曾绝食三天抗议。负责此案的煤炭部欧阳同志满是同情而又无可奈何、欲言又止的表情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曾赶赴上海求助《民主与法治》报社，经记者之手将我们的申诉信转交给有关部门；我们曾求住于著名科学家申泮文教授，经他之手将申诉材料转交给中央各有关部门；我们曾多次给原煤炭部长高阳文，司法部长张友渔等多位中央领导去信；我们曾守着于洋导演拍摄《骑士荣誉》剧组全体人员的面质问长煤政工处为什么不给平反，致其恼羞成怒??????。尤其近十年来，我们写给中央各有关部门和领导的申诉材料（特快专递）已近十几米高。

　　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

　　神华包头矿务局创纪录地闭了三十年的嘴，是非黑白没敢给一个字的答复。为什么？难道三十年的时间你还没有调查清楚？难道还有什么漏洞没有抹平？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阴谋者们采用黑社会的手段大肆打击报复，难道还有没被打趴下的人？大肆造谣，为什么不敢跟我们对质？、、、、、、我们不得不感慨这些阴谋施暴者，这些侩子手，这些既得利益者手脚通天的本领！

　　为了堵住受害人的嘴所采取的卑劣的打击报复手段必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完全是黑社会性质。我们将另文揭露出来。

　　事发当初在所有与本案有关的所有事实都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包头矿务局在这些阴谋分子的操纵下不仅不作为反而成为其保护伞，编造各种理由欺骗和恐吓上级部门，但你们采用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获得的伪证为什么不敢见阳光，为什么三十年不敢跟我们对质？时至今日，作为解决本案的直接责任者——神华包头矿务局却还在以“年代久远??????”“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你们拿出批斗田敏忠时挂的大牌子就给平反??????”等荒唐无赖借口继续拖着我们，试图拖死了事。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早已把我们保存的七份铁证——一个完美的证据链，提供给神华包头矿务局。只要从组织和人事部门入手并不难查出这些阴谋施暴者的罪恶，何况当事人大多都在。

　　我的疯女儿已成植物人，每天仅靠几片强力安眠药维持生命。你们已拖死了一个重要的受害人和历史见证人，你们的拖已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并将造成更为惨烈的后果。我们将陆续把你们所犯的所有罪行向天下正直的人们揭露出来，将你们的阴谋暴露在阳光下。你们无耻的打击报复永远吓不倒人。

　　我们的诉求：（1）第一被告：神华包头矿务局原长煤政工处——大造冤假错案；依法追究打人凶手的刑事责任。

　　（可参考“给包头矿务局的三点意见”）

　　（2）第二被告：包头矿务局，内蒙煤管局——包庇不作为。

　　（3）依法合情合理救助我的疯女儿，她已处于生死边缘，随时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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